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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湖南省常德市临澧县31岁的副县长刘涛辞官回家务农一事，成了社会热议话题。刘涛是北京大学优秀毕业生，22岁通过选调生考试成为张家界市永定区双溪桥乡办公室秘书，23岁进入共青团常德市委，24岁调入共青团湖南省委，31岁已经成为临澧县最年轻的副县长，仕途可谓一帆风顺。然而他于半年前毅然辞官回乡，带领乡亲种植猕猴桃，寻找致富路。

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回乡教师和回乡医生为当地义务支教和无偿门诊;嵊州市乡贤、绿城房地产老总宋卫平回乡投资20多亿元，建设嵊州绿城现代农业综合体;新昌县乡贤丁利明辞职回乡种植中药材，编药典、撰茶文，欲把家乡打造成以胡庆余堂为依托的中医药养生文化旅游基地……辞官回乡的刘涛和他们相比，不同的仅仅是“官员”的身份，但其想法和情结却相似。

深度解析

[问题现状分析]

中国城市人口已超过农村人口，农村正面临巨大变革，农村社会内部各方面，无论是其生产生活与经济模式，还是文化教育与道德教化，无论是宗法礼制与村落治理，还是民族民俗与宗教信仰，都不可避免地发生着结构性变化。一方面，农村青年人口在城镇化发展中出现阶段性的必然流失，“空心化”加剧，作为社会基础单位的“家庭”逐渐变形，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现象日益严重;另一方面，城乡二元结构的打破迟迟难以实现，农村耕地荒、环境污染、公共设施落后等问题不容忽视。

国家正在致力于农村问题的解决，但我国农村范围广、差别大，情况复杂，很多问题积重难返，资源和市场的手要想伸入农村的腹地，同样有不小的障碍。在这种现状之下，像刘涛这样辞官回乡的年轻人，实际上代表了“破冰”农村问题的重要方向，即商人、公务员、知识分子乃至各行业普通工作者“反哺”家乡，将自己在城市的所学、所知、所得投入到农村建设，改变农村面貌。

[综合分析]

在以往，“致仕”虽说最高目标是为了“治国平天下”，但这种理想常常让步于“光宗耀祖”的家族寄望以及“三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的私利追求，当官能实现利益最大化，因此一旦当了官，极少有人能舍弃地位。而在现代政治中，“当官”的含义已经有了质的转变，“当官”只是诸多职务中的一种。官员追求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与普通白领跳槽一样，是很普通、稀松之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陶渊明挂冠而去，“草盛豆苗稀”的田园生活让其晚景惨淡，或许是旁观者对“辞官”行为表示惋惜的佐证。但这是因为古时农耕的落后无法给辞官者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条件。而如今，农村资源大量闲置，与日益发达的农业技术呈现巨大落差，作为受过高等教育，对农业耕种技术有着足够认识且能迅速致用的人，恰恰可以在农村与农业领域大展身手。从刘涛的规模化种植来看，不仅能给自身带来可观收益，还能帮助解决当地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这种贡献与收获，与当官并无多大区别，甚至因为职业与经济的自由，或许能更好地发挥其个体价值。

[对策措施]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我们无论从哪一行中都能选择人生事业的出口和出路，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职业尊严、职业荣光。对此，中公教育认为：

首先，政府不必执意挽留，适当的“放手”，既“成人之美”，还可实现人才的合理流动，促进官员队伍的新陈代谢，何乐而不为。

其次，社会公众亦应多一点理解。并非辞官者都有“难言之隐”，绝大多数官员辞官，无非是对人生的一次重新规划，以平等观念看待职业，以平等意识消除“官本位”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