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逃票、群租等城市管理中的“老大难”问题,往往关系到公共资源与个人利益的冲突,“一刀切”的整治方式往往容易激发矛盾。实践证明,城市公共事务的管理,除了建立起各项现代制度与科学决策机制,还要以城市理性推动城市进步,让管理行为与城市精神、价值取向相向而行,才能达到潜移默化的治理效果。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上海轨道交通的逃票人数下降50%。这跟上海提高逃票处罚力度和率先实施诚信记录系统密切相关。过去,处理逃票者的手段不多,除了教育,只能象征性地罚一点款,根本管不过来。
有一种建议,是把逃票者的照片张贴出来“示众”以儆效尤,有些地方已经这么做了,据说效果还不错。不过,经过公开和广泛的讨论后,上海没采取这种办法,而是采用了上述方案。引入一个第三方加入治理结构,突破了“警察抓小偷”式的直接对立关系,从刚性的行政处罚过渡到柔性的机制约束。市民开始自发关注诚信档案的问题,在议论中树立起了正确的观念。这种方式,没有直接处罚他们,不冒犯逃票者的个人尊严,用看不见的行为机制约束了“私德”失范,顺应城市价值取向,容易取得市民支持与理解。
与逃票相似,群租问题也一直是社会治理难点。上海8年前就讨论过,通过地方立法来管好群租。然而,当时市民各有看法,重视程度不一致。大多数市民抱有“只要不发生在我住的楼道里就无所谓”的态度,房东和房客只想维护自身利益,物业部门也有不想管、不愿管、不敢管的心态。因此,用了各种行政管理手段,但效果总是不如人意。直到群租现象越来越频繁地引发邻里矛盾和安全事故后,市民才逐渐认识到,群租已不是一个局部问题,而可能跟每个人都相关。在这个民意基础上,上海适时推出《居住房屋租赁管理办法》,严格认定了群租标准和相关各方的安全责任,再针对群租多发地区进行查处和整顿,使群租市场迅速降温。看起来互相矛盾的各方,找到最大共同利益所在,才能达成共识,形成合力。
【专家解析】
城市理性,倡导开明睿智,表面上看降低了效率,但这是形成共识和追求最大公约数必须付出的成本。身处利益诉求多元化时代,依靠单方面权威推进社会管理,效果在减弱,隐患也很多。要协调好各方利益,顺应人们的合法权益和真实需求,更加注重以价值规范和精神引导来推动城市理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