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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以人为本’贯穿城镇化规划始终，我们做到了!”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 (下称“规划”)颁布两周后，参与规划调研和编制起草的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陈亚军接受采访时说。

陈亚军说，规划最大的亮点是让城镇化正本清源，回归人的城镇化的本质属性。

四项战略的核心都是“人”

“一直以来，我们都不希望中国的城镇化只注重速度，而不注重质量，而城镇化最核心的质量就是人的市民化。”陈亚军说，“规划提出了四项战略任务，很多人只看到第一项是解决人的问题，实则规划整体谋篇布局都是围绕‘人’展开。”

“在四项战略任务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为了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里的身份和待遇问题;‘优化城市空间布局 ’，是为了解决8.5亿左右城镇人口(到2020年)的分布问题;‘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 ’，是为了解决城市产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对人口的支撑能力问题;‘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是为了解决仍留在农村里的人能够同样分享现代化成果的问题。” 陈亚军说。

规划编制3年，建立了新型城镇化的整体框架，多项沉疴的改革取得了突破，同时也有一些改革仍需探索具体路径。陈亚军说，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多元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降低行政成本的设市模式、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等，需要在试点中统一认识，寻找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人口市民化”带来什么实惠

规划对“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形成共识，涉及到多项改革创新。

人户分离是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特殊现象，是由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决定的。“城乡二元结构是任何发展中国家都会经历的，这是一个客观规律，但二元体制造成的二元结构是中国特有的，这是人为地将人区分开了。”

陈亚军对说，“农民工是中国特有的，他们的职业是工人，但身份却是农民。如果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候不去考虑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候还是二元的格局，那我们的社会将会面临很多问题。”

而规划明确，要解决1亿农业转移人口的落户问题，陈亚军说，这是一项重大的改革突破。

过去，我国户籍改革难度很大，举步维艰。2012年，在我国7.3亿的城镇常住人口中，2.34亿农业转移人口没有城镇户口，没有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这个问题沉积多年，已成为当前我国城镇化进程中最严重的障碍。

陈亚军认为，规划将居住证制度与公共服务挂钩，这将成为户籍改革的一个通道。在办公室，他拿出了4本厚厚的调研报告。记者从报告中看到，2012年，国家发改委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地方“居住证”制度要求苛刻，要求有高中文化程度，已购房，同时已缴纳几年社保，这几乎将99.9%的农民工排除在外。陈亚军说，“按照规划要求，今后居住证制度将不会设置这样多的条件，农民工应该根据居住年限来实行梯度享有对应的公共服务”。

户籍制度本身只是一个外壳，背后隐藏着与之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而规划对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镇常住人口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设定了具体指标。

过去，农民工几乎无法享有城市的保障性住房，但规划突破了这一禁锢。“到2020年，我国保障房将覆盖到城镇常住人口的23%，这个数字背后的变化很大。”

对于农民工的住房问题，陈亚军解释说，过去，保障房覆盖率的基数是城镇户籍人口， 现在是8.5亿的城镇常住人口， 以一个家庭三口人来计算，可以覆盖1亿多人。“我们考虑到，到2020年，我们将解决三分之一左右农业转移人口的落户问题，保障房必须覆盖他们，特别是举家迁徙的农民工”。

规划还将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比例设定为99%，这是不是意味着农民工子女入学不再需要向城市学校缴纳“赞助费”?陈亚军说，目前我国农民工子女入读公办学校的比例是82%，背后是我国公办教育资源的不足，公办学校接收不了那么多学生。

“我们认为，民办学校是可以利用的，于是，在规划中有两条规定：第一，公办学校要尽量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的问题;第二，如果无法解决，对普惠性的民办学校，由政府购买服务并给予生均经费补贴。这就让农民工子女在民办学校也能享受到在公办学校同等的权利”。

规划中的改革创新不仅局限于这些，还涉及到城市土地资源集约利用、加快发展中小城市、城市群等改革举措。对于这些已经形成共识的改革，陈亚军表示，“我们要加大力度推进，抓紧解决。”

为了保证规划落实，国家发改委已专门成立了城镇化推进办公室，统筹推进城镇化规划的实施。 陈亚军说，“目前国家的发改委正在制定规划实施分工方案，将规划提出的主要目标、战略任务和政策举措分解落实到各有关部门，推动他们制定可操作性的配套政策和实施细则。分工方案可能会上报国务院，由国务院下发以保证落实。”

城市建设用地人均100m2是硬线

城市要可持续发展，“土地”怎么使用?在过去几年，城市大规模地开发新城、新区导致“空城”、“鬼城”的现象频出，如何制约城市粗放式扩张土地的行为?

陈亚军坦言，这也恰恰是规划制定的最大难点之一。

一些专家认为，规划中“人均城市建设用地不超过100平米”的指标还不够严格。在规划出台之前，国家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已有明确规定，要求1万人使用的城市土地面积为1平方公里，人均城市建设用地大约为100平方米，与规划要求相同。

现实是，我国城市用地早已突破了这一指标。过去10年，中国各大城市经历了大跃进式的扩张，很多城市的建设用地在翻番增长，不仅省会城市，地级城市、县级城市也在修编规划，而新规划的城市面积大幅增长，甚至已经是原来面积的数倍。

“过去，搞开发区、产业园区，都有部门来管理，控制较为严格，一个开发区的规划面积就10平方公里左右，现在通过修编规划来‘圈地’，其面积是过去的很多倍。”陈亚军直言。

土地低效率、粗放式的扩张，这已成为我国城市发展的突出问题。据了解，国家发改委在调研中发现，有些省会城市原来面积为200多平方公里，可在修编城市规划后，面积陡增200多平方公里，新规划面积是过去的一倍。据规划显示，2000年到2011年间，我国城镇建成区的面积增长了76.4%，远高于城镇人口50.5%的增长速度。

“现在，城镇建设用地从总量来看已经很多了，基本上已能满足城市发展的需求了。”陈亚军说， “规划对土地的制约跟理想状态还有差距，之前我们也设计了好几个指标，比现在更紧，但操作起来难度很大。”

现实是，很多城市已经形成了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地方将土地作为融资平台，地级市、县级市，甚至一些省会城市都在跑土地的事情。陈亚军说，“这是多年形成的发展模式，如果你一下子把它斩断了，可能会引发很多问题，所以，想一下子扭转这种状况的难度很大。规划提出要管住总量、严控增量、挖掘存量，使人均城市建设用地控制在100平方米以内，这是一个明确的导向。”

探索设立“镇级市”

“有些改革的总体方向已经明确了，但具体操作性的路径，下一步我们要通过试点去探索。”陈亚军说。

建立创新行政管理、降低行政成本的设市模式是未来要推进的改革事项之一。1997年，我国设市政策收紧后，随着大城市数量不断增长，城市规模结构已经出现了不太合理的问题。

据陈亚军介绍，原来我国小城市在城市总数中的占比为60%左右，现在这一比例已经降到40%左右，目前的一些特大镇，镇区人口超过10万的就有205个，镇区人口超过7万的有700多个，由于设市工作没启动，都设不了市。

一些镇的人口规模在扩大，但却停留在镇的建制上，由于镇和城市的管理体制不一样，当镇区的人口聚集达到一定规模时，它的管理服务模式就要调整，陈亚军说，“所以，需要探索新的设市模式，在增加城市设置数量的同时，防止行政编制的过度扩张和行政成本的过度增加。”

据介绍，我国的设市模式有多种，如整县改市、切块设市等。但以往设市做法也出现很多问题，比如整县改市后，实际上是把大量农村地区的人口划为城市人口、变相抬高了城市化率，切块设市也面临行政等级抬高、行政成本增加、与原来所属县之间利益关系难以处理等问题。

陈亚军说，能否探索出行政等级不变动、行政成本不增加或少增加的设市模式，我们也可作深入的思考，比如能否探索县管市的“镇级市”模式等，当然这会涉及到现行的法律法规等难题。

除了设市之外，陈亚军指出，还有另外三项需要探明路径的改革：一是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如今，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的方向已明确，但具体怎么操作?二是宅基地制度改革。过去，社会对宅基地的使用存有争议，在城镇化过程中，城市建设用地和农村宅基地两头增长，但人口却在转移，所以，要探索一种自愿的、有偿的宅基地退出机制。三是探索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

陈亚军说，这四项改革是城镇化中难以回避的问题，需要探索一条更好的实施路径。未来，发改委将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来共同推进这四方面的改革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