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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入法，实际上是发出了通过治理交通拥堵、以改革推动首都发展的强烈信号。每一个具体环节的决策都能做到充分协商、充分论证，“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入法才能具备充足的法理性。

25日上午，北京市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作常委会工作报告。报告提出，为缓解城市中心区交通拥堵，今年将制定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的规定。

交通和空气治理，是北京公共治理的主要课题，因而也是公共政策和地方法规亟待补强的两个方面。这其中，机动车的保有能否得到合理控制，使用强度能否顺应现实治理要求，就显得尤为重要。北京拟将“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入法，原因在于要切实治理交通拥堵，不仅仅涉及机动车使用强度的调控问题，还涉及不同群体的经济利益、路权和财产权、城市治理体制和行政治理方式等深层次问题。平衡各方利益，理顺权利和义务关系，优化治理体制，单靠

指令性政策不行，需要整体、协调、更刚性地推进。实现这种推进，只能靠法律法规总领。正如杜德印在工作报告中所说：“一方面，改革需要立法的引领和推动;另一方面，改革的办法就是立法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入法，实际上是发出了通过治理交通拥堵、以改革推动首都发展的强烈信号。

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对于车主、特别是私家车主来说，无疑意味着部分路权的让渡。从法理上说，路权的让渡本就应当通过立法形式规定，而不是临时性政策。此外，立法还有助于在程序规范下，通过专家论证和民意交换，弥合政府和民众之间的认知差异，厘清个人利益与全局利益、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关系，寻找到治理交通拥堵的最大共识，让所有人都参与到交通治理这样的公共事务中来。当公共资源的支出者也是建设者，治理交通拥堵才能形成最大合力。

当然，也正是基于路权让渡的敏感性，推动“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入法时，必须特别重视立法质量。一方面，需要体现公众的意愿，为公众参与立法打开大门;另一方面，需要强调立法的可行性。比如，使用价格杠杆调控，要防止出现有利于公车上路、“富人”上路的倾向性;在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的同时，必须提升公交车辆的供应强度和运行效率，等等。

此前，网络约车加剧道路拥堵、应该收取“进城费”、供暖期应实行单双号限行等声音的出现，令人担心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的立法具体内容，是否

会将这些未得到充分论证的建议包含进来。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刘维林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说，“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立法中不一定会直接出现“单双号”“收拥堵费”这样的提法，而是会表明在什么情况下，针对什么样的情况，授权相关政府部门采取措施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这是立法应该具有的审慎态度。

面对公共治理难题，既要有急迫感和改革劲头，又要尊重法律精神，这是立法的基本底线。治理交通拥堵，涉及面广，微观环节很多。每一个具体环节的决策都能做到充分协商、充分论证，“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入法才能具备充足的法理性，为公众认可和接受，让交通这一公共难题坚实走上法治化治理的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