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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史伶官传序》

[译文]

呜呼!兴盛衰亡的规律，虽然说是天命，难道不是人为造成的吗?推究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他所以失天下的根本原因，就可以知晓这个道理了。

世人说：晋王临终时，把三技箭赐给庄宗并告诉他说：“梁，是我们的仇敌;燕王，本是我扶立的;契丹，原跟我相约结为兄弟，可是他们都背叛了晋而归附了梁。这三仇未报是我遗留的憾事。给你三枝箭，望你不要忘记你父亲的心愿。”庄宗受命并把箭藏在太庙里，从此以后，用兵时就派遣官吏用一副少牢礼祭告太庙，请出那三技箭，用锦囊把箭装起来，亲自背着它向前进击，等到凯旋归来，再把箭放进太庙。当他用绳索把燕王父子捆绑起来，用木匣装着粱朝君臣的首级一起送进太庙，向先王交还那三支箭，并把完成遗愿之功报告先王时，他盛大的意志和气概，可说是够豪壮的了。可是等到仇敌已灭，天下已定，(仅仅是)一人在夜间一声呼喊，叛乱者就四方响应，庄宗即仓皇从东门逃出，没等见到叛贼士卒就叛离逃散，君臣面面相觑，不知道该逃往何处，以至于剪断头发，对天盟誓，泪流满面，沾湿了衣襟，又是一种何等衰败的景象啊!难道是得天下难而失去容易吗?推究他成败的史实，还是都来自人的原因呢?

《尚书》说：“自满要招致损害，谦虚能得到益处”。忧患辛劳可以使国家兴盛，安逸享乐可以使自身毁灭，这是自然而然的道理。所以当庄宗昌盛的时候，天下所有的豪杰，没有一个人能与他抗争;可是等他衰败的时候，几十个乐工就使他身处困境，而最终自身丧命国家灭亡，被天下人讥笑。可见祸患常在极细微的事上积累起来，而智勇又常常被所沉溺的事困惑，这难道仅仅限于伶人之类的事吗?

《答司马谏议书》

[译文]

安石陈说：昨日承蒙赐教，我私下以为跟您交游共处彼此相好的时日已经很久了，可是议论政事常常不能契合，这是因为彼此所持的治国方法多有不同的缘故啊。即使我想竭力解释，最终也一定不会得到您的明察，所以(打算)简略地向您回复，不再一一自我辩说。可又考虑到承蒙您以厚意看待我，在书信往来中不宜简慢草率，所以今天我详细地说明自己这样做的理由，希望您或许能原谅我。

读书人所争论的，特别看重名称和事实的关系。名称和事实的关系明白了，那么天下的事理也就清楚了。现在您用来指教我的是：认为我侵夺原来官员的职权、滋生事端、与民争利、拒绝劝告、因而招致天下人的怨恨和指责。我却认为;从皇帝那里领受命令，在朝廷上议订法令制度(公开)讨论修正，再把它交给有关部门去执行，不能认为是侵夺了官吏的职权;施行先王的政治主张，用以兴利除弊，不能认为是惹事生非;替国家理财，不能算是与民争利;驳斥荒谬的言论，责难巧言献媚的小人，不能认为是拒绝劝告。至于怨恨和指责的人很多，那是我本来早就预料到会这样的。人们习惯于得过且过已经不是一天了，士大夫们常常把不顾念国家大事、附和世俗、讨好众人当作好，而皇上却要改变这种情况，我也没有估量敌手的多少，只想出力帮助皇上来抗争他们，他们怎么会不气势汹汹呢?(当年)盘庚迁都的时候，相与怨恨的是众多的百姓，不仅仅是朝廷士大夫。盘庚并不因为有人怨恨就改变他的法令，这是由于他考虑过这样做是适宜的然后采取行动，并认定做得对而看不出有什么可后悔的缘故。

假如您责备我在位的时间长了，却未能帮助皇上大有作为，施恩泽给百姓，那么我是知罪了。假如说今天应当一切事都不去做，只要墨守前人的作为就行了，那就不是我敢领教的了。没有机会见面交谈，内心对您不胜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