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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河南小伙王超杰与东北小伙搭救落水工友不幸遇难。施工方律师称，王超杰是农村户口，只能赔偿19万多;那名东北工人是城市户口，可以赔偿40多万。尽管王超杰事件有了最新进展，工程的最终承包人冯氏彩钢承诺赔偿王超杰家50万元，但事件留下来“同命不同价”的制度反思，却依然发人深省。

中公解析：

赔偿只是一种事后弥补，再多金钱也无法挽回逝去的生命;但是，一定程度上，经济赔偿可以体现出对生命的尊重，对逝者亲人的抚慰，这种尊重和抚慰取决于赔偿政策与赔偿数额。所以，当两个宝贵生命因为见义勇为的壮举而消逝时，必须通过应有赔偿体现出对这两个生命的尊重，以及对逝者亲人的补偿：在赔偿过程中，赔偿的态度应该是积极的，赔偿的数额应该是相同的;在见义勇为的壮举上，这两个生命都值得敬佩，他们的行为没有什么农村和城市之分。

生而平等这个常识，在现实中经常被冲击得狼狈不堪。尽管，没有人会否认农村人和城市人的生命一样宝贵，农村人见义勇为的行为和城市人的见义勇为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落实到赔偿层面上，赔偿金却会有所差异。因为，城市人的赔偿是按照城镇居民收入核算的;农村人的赔偿是按照农村农民收入核算的。这样的划分让赔偿变得简单容易操作，但是也在深深伤害着公众，间接传递着歧视。

它以市民和农民的二元划分作为死亡赔偿金额的计算标准，在规则上拉大了国民心理的鸿沟，也人为制造出了群体差异。死亡赔偿金与其说是对死亡的“赔偿”，不如说是对生命的敬畏，这样的“赔偿”，从物质经济上可以并不丰厚，但在情感上绝不能被人为地分成三六九等，否则，不仅是对死者的羞辱，也是对包括赔偿者在内所有人的羞辱。

放眼社会，同命不同价、同工不同酬、同考不同分……因户籍而存在的制度性不公，还在现实的土壤中“开花结果”。我们不禁要问，户籍壁垒造成的社会弊端，还需要多少新的注脚，才能激发彻底的改革?这是社会转型迈向良法善治的时代拷问。如何解答，如何开创“人不分城乡、地不分东西”的局面，是法律彰显公平正义的应有之义，亦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题中之义。

法律和制度必须跟上人类思想进步和时代前进的脚步，否则国家发展与社会运转就会磕磕绊绊。对比“同命同价”更值得期待的是，统筹城乡发展，消除“二元待遇”。这是解决诸多政策实践不公的根本之道。但不可否认，弥合城乡鸿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革而化之，与时宜之”，必须从全社会的共识上升为政策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