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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走向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社会发展与社会稳定这一难题。邓小平同志站在时代的高度，在纵览当代世界各国的发展形势，深刻洞察中国近现代发展的曲折历程，尤其是全面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创立了独特的社会稳定理论。认真学习、深入领会邓小平这一思想，对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保持我国社会的长治久安，顺利实现我国现代化的第三步战略目标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1　保持社会稳定，是邓小平长期一贯的思想

邓小平的稳定思想，由来已久，它萌发于民主革命时期。早在1948年8月他写给中央和毛主席的《关于今后进入新区的几点意见》中就说：“人民对我们的第一要求就是‘安政治’，因为人民最怕紊乱，怕无政府，要求有秩序。”[1]因此，要推行团结大多数的政策，广泛使用一切宣传武器，宣传我们的主张和政策，驳斥敌人的造谣和欺骗，以占领思想阵地，安定民心。

建国初期，在主持大西南工作时，他更加重视稳定工作。1949年11月，就贵州新区的工作给二野五兵团的电报中认为，“在策略上提出团结多数，打击少数，不可树敌过多，防止过左等等，这是很对的。”[1]1950年5月，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又特别强调：“生产中主要一条方针是不要乱动。凡是无把握的事要慎重一些，先研究一番。”[1]7月，在欢迎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西南最复杂的又是最重大的问题就是民族问题，搞好民族团结，消除民族隔阂，不出乱子，就是工作做得好，就是成绩。同年12月，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他要求加强公安工作，加强对帝国主义、国民党残余匪特的斗争，巩固革命秩序。[1]

1952年邓小平调到北京后，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领导全国财经工作，这时他特别强调把国家财政放在经常的、稳固的、可靠的基础之上。同时，针对高饶反党联盟问题，在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和1956年9月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他都特别强调了党的团结和统一问题。他指出：“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生命，是党的力量的所在。经常注意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是每一个党员的神圣职责。”[1]根据这一精神，八大通过的党章，在党员义务的规定中，增加了新内容，把“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列为党员的义务。

1956年至1966年“文革”前，邓小平对社会稳定的关注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反对“大民主”。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东欧的波兰和匈牙利相继发生了严重事件，我国也出现主张实行西方式资产阶级民主、以大规模群众斗争或闹事来实现民主权利的现象，毛泽东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批评了这种大规模风潮和闹事的“大民主”。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表示不赞成这种“大民主”。1957年4月，在西安干部会议上他旗帜鲜明地指出：“现在有的地方不是讲闹事吗？有些人不是讲大民主吗？有些青年人总觉得大民主解决问题，我们是不赞成搞大民主的。”“大民主我们并不提倡，搞大民主并不好。匈牙利搞大民主要几年才能恢复元气，吃亏的还是人民。波兰搞大民主也需要相当一个时期才能恢复元气。所以，大民主不要希望搞，没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地方。”[1]在他看来，反对官僚主义，实现人民民主权利，应采取小民主的办法，即严格按照宪法的规定来执行。二是反对“大搞群众运动”。1961年10月，他深入分析了当时做群众工作常见的方式——搞运动的方式或谓之“热闹方式”。他说，“我们不能否定在某一个时期要有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热闹的形式，……但是我们的群众路线，不能满足于那个热热闹闹，主要是做经常的、细致的工作。”[1]他认为当时相当多的群众运动不是群众自愿的，违反了群众路线，最主要的还是做好经常性的工作。1962年2月，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强调，群众运动要建立在大量的深入细致的经常性工作基础之上，而这几年“差不多是把搞运动当作我们群众路线的唯一形式，天天运动，这是不好的。”[1]因为许多经常性的工作被不断的运动挤掉了，这一教训应该吸取。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实际上成为以后他保持稳定、不搞运动思想的雏形。但遗憾的是，这样有价值的思想未能得到贯彻执行，以至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愈演愈烈，最终导致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使党和国家遭受惨痛损失。

“文革”开始后不久，邓小平即被打倒。亲身经历了那场浩劫，邓小平深知社会稳定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当1975年他第二次复出时，主要做的就是对各方面秩序的整顿，以恢复良好的生产和生活秩序。1975年1月，在总参干部会上就军队问题他说，要安定团结，就必须消除派性，增强党性。3月，就铁路部门的问题他又说，要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纪律性，把闹派性的头头调开。5月，就钢铁工业的整顿，他再次强调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7月4日对中央读书班学员的谈话中，邓小平意味深长地指出，毛泽东同志过去就讲过，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了，以安定为好。现在加一年，九年了，要团结起来，安定起来，我们有好多事要办。可以说，邓小平主持工作的这一年，是安定秩序的一年。关于这一点，1987年10月，他在会见来访的外国友人时说：“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2]但随着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整顿被迫中断，然而，这一整顿可以说是邓小平稳定思想的初步展开。

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在1978年12月的重要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他就指出：“安定团结十分重要。”[3]同时，也已经预见到改革可能带来的不稳定因素，他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3]

从以上回顾中可以看出，邓小平的稳定思想并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有的。

2　“稳定压倒一切”是历史和现实的迫切要求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全党和全国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邓小平成为领导这一伟大社会变革的总设计师。他更加关注中国社会的稳定问题，并把它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中去思考，从而形成科学完整的社会稳定理论。

回顾1978年三中全会到1992年南巡谈话这段激动人心的历程，可以发现，邓小平对社会稳定的重视是以一贯之的，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在某段时间他又特别强调社会稳定问题，这样大致有三次。

第一次是1979年到1980年。当时各项工作刚开始走上正规，但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势力还很大。林彪、“四人帮”和“文革”中打砸抢的残余势力，从极“左”出发破坏改革开放。同时，伴随思想解放，社会上出现了诸如“西单墙”的一些右翼势力，这些人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帜，企图否定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污蔑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和无产阶级专政，公然宣扬搞西方资本主义那一套。对此，邓小平在1979年3月召开的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讲话，明确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强调：“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3]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这篇对整个80年代工作都极具指导性的长篇讲话中，总结回顾了粉碎“四人帮”以后三年多的工作，展望了80年代的任务，把“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具备的一个前提进行集中系统的阐述。1980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了《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重要讲话，又一次集中系统地论述了社会稳定问题。他把经济调整和政治安定作为贯彻三中全会路线并行的两个轮子，认为经济调整成败的关键取决于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否遭到破坏，如果遭到破坏，调整工作就根本无法进行。[3]

第二次是1986年到1987年。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1986年12月中下旬，我国一些城市出现学生上街闹事现象，社会出现动荡。对此，邓小平在1986年9月至1987年6月的一系列讲话中反复强调中国必须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以保证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建设，中国不能再折腾，不能再动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贯穿于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中，要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

第三次是1989年以后。由于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共同作用，1989年春，国内出现了严重的政治风波，在首都北京，动荡最后还演变为政治暴乱，严重威胁到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邓小平对这一事件自始自终给予了高度重视，支持中央采取坚决行动平息动乱。他用了“压倒一切”、“最高利益”等词语来说明稳定对于中国的极端重要性，并明确表示：中国不允许乱，同时还阐述了与稳定有关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以上说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邓小平同志愈加强调稳定。那么，社会稳定对于当代中国为什么如此重要呢？综合邓小平的论述，主要有：

(1)稳定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必备前提

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反复说，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必不可少的条件和保证，没有这一局面，搞四个现代化就不行。在他看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但如果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一切都不可能。1985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陈鼓应教授时说：“总之，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2]1989年2月，在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他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2]这样的论述还很多，由此可见邓小平的良苦用心。他多次说过，中国人这么多，底子这么薄，经济上还相当落后，而要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必须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社会的进步、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强盛是他最为关心的。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秩序，今天这个示威，明天那个示威，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会有示威游行，那就根本谈不上搞经济建设了。

(2)稳定也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需要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西方国家对中国一直存有分化和西化的企图，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他们插手中国内政，总是希望我国越乱越好，以便从中牟利。1989年的政治风波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所以邓小平说：“这次动乱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2]而要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利益，又必须有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对此，邓小平分析道：“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2]“要让外国人看到中国政局是稳定的。如果搞得乱七八糟、一盘散沙，那还有什么希望？过去帝国主义欺侮我们，还不是因为我们是一盘散沙？”[2]所以，他要求，今后如有需要，动乱因素一出现，我们就采取严厉手段加以消除，以保证我国不受任何外来干涉，维护国家的主权。

(3)中国的稳定也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需要

在世界各国联系日益密切的今天，中国的稳定和发展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密不可分，一方面中国有赖于世界，但同时世界也需要中国。邓小平认为，中国是一个和平的力量，是制约战争的力量，但这一力量现在还小，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中国对世界和平的作用会更大。中国还是个巨大的市场，只有稳定，外国投资者和商家才有来此赚取利润的机会。因此，“中国在国际上有特殊的重要性，关系到国际局势的稳定与安全。如果中国动乱，问题就大得很了。”[2]如果中国出现内乱，“难民不是百万、千万而是成亿地往外面跑，首先受影响的就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亚太地区。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2]所以，中国保持稳定，不仅是对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

(4)稳定更是历史教训的总结

作为一个久经风霜的伟人，邓小平善于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伟大国家，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是一部遭侵略、受屈辱的历史，世界上没有人瞧得起中国。只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才结束了内忧外患、动乱纷争的局面。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又贻误了发展的良机。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十年。如果加上从一九五七年开始的‘左’的错误所耽误的时间，总的算起来应该是二十年。”这二十年“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2]而这一时期是世界新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的时期，许多国家抓住机会，加速发展，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关于稳定，邓小平不止一次谈及“文化大革命”。比如，“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已经证明，动乱不能前进，只能后退，要有秩序才能前进。”[3]我们已经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这样一闹，就会出现新的‘文化大革命’。”[2]“因为我们有‘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亲眼看到了它的恶果。……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2]“现在要是中国乱起来，就决不只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问题。”[2]“乱就打内战，‘文化大革命’就是内战。”[2]等等。邓小平多次说过，之所以能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提出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而“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无疑也是这一总结的结果。

3　稳定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具有多方面的含义

据粗略统计，邓小平在80年代中期以前较少使用稳定一词，即便使用，也多指某一方面的稳定，用以指国家稳定则是在1984年6月30日会见日本友人时，他用了“中国稳定不稳定……”这样的表述方式。但这并不是说直到这时邓小平才有国家稳定的思想，在此之前，他大多用“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一词来表达国家稳定之意。后来邓小平越来越多地使用稳定这一概念。邓小平所理解的稳定是一个全面的综合性的概念，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含义：

(1)政局稳定。1987年4月，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邓小平总结了“两个稳定”的思想：“一个是政局稳定，一个是政策稳定，两个稳定。不变也就是稳定。”[2]邓小平多次使用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其实指的就是政局稳定。政局稳定在中国主要是指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性质不变，而其根本就是共产党领导地位的不可动摇性。但党的领导不能仅仅寄托于一两个人身上，而要靠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来保证。他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2]“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2]同时，他认为这个领导集体还必须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

(2)政策稳定。这主要指党和国家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关于这一点，邓小平的论述是相当多的。1984年10月，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他说：“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谁也变不了。为什么？因为实践证明现在的政策是正确的，是行之有效的。人民生活确实好起来了，国家兴旺发达起来了，国际信誉高起来了，这是最大的事情。改变现在政策，国家要受损失，人民要受损失，人民不会赞成。”[2]针对1989年的政治风波，他说：“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要继续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2]因为，“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2]所以，只要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就大有希望。

(3)经济稳定。如前所述，早在50年代初邓小平就强调国家财政的稳定性。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总是从政治与经济的联系中观察政治问题，深知政治稳定离不开经济稳定。所谓经济稳定，就是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不能滑坡。在邓小平看来，经济必须按比例协调发展，否则就不可能有稳定的、确实可靠的高速度。所以，每过一段时间对经济进行调整和整顿是必要的，但不能因此过多地影响速度。1990年3月，他说：“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所以，我们要力争在治理整顿中早一点取得适度的发展。”[2]因此，要敢闯、敢冒，抓住机会，力争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问题是要搞得比较稳妥一些，选择的方案和时机要恰当。不犯错误不可能，要争取犯得小一些，遇到问题就及时调整。”[2]他常说，讲究稳妥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变成停滞不前。

(4)文化稳定。文化稳定主要是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的思想原则，并以这样的思想武装党和人民，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接班人。针对“文革”后社会上存在的否定毛泽东的思潮，邓小平进行了坚决的反驳。他认为，毛泽东同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可能到现在还在黑暗中摸索。毛泽东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同其伟大的功绩相比，只能是第二位的。“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3]“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这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的不稳定。”[2]所以，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前进的旗帜，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要永远保留下去。同时，还必须对全体人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在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中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因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只会导致国家一盘散沙、全面内乱。

(5)社会稳定。这里是指狭义的社会稳定，主要包括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状况。社会风气是指某一时间社会中大多数人的行为习惯和偏好，它主要包括党风、军风、民风、学风，因为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故最重要的是党风。邓小平认为，林彪、“四人帮”严重破坏了我国的社会风气，遗毒很深，因此，“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2]至少要抓十年，才能恢复到五十年代最好时期的党风和社会风气。要从国家的未来青少年抓起，要在他们中大力提倡“勤奋学习、遵守纪律、热爱劳动、助人为乐、艰苦奋斗、英勇对敌的革命风尚”，[3]把他们培养成为忠于祖国和人民、有很高的政治责任心和集体主义精神、有坚定的革命理想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严守纪律并专心致志为人民积极工作的劳动者。社会治安的稳定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关系到他们生命财产的安全，是社会稳定的晴雨表。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导致一些人利欲熏心、铤而走险，一度犯罪率上升。对此邓小平认为，“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2]“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2]“死刑不能废除，有些罪犯就是要判死刑。”[2]对那些屡教屡犯的累犯，贩卖妇女儿童的，搞反动会道门活动的，以及经济犯罪特别严重、使国家损失几百万上千万的，都要依法判死刑，要多杀几个，这才能真正表现我们的决心。他始终强调要两手抓，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两只手都要硬。他说，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

(6)农村稳定。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无论革命和建设都必须高度重视和正确处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1984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友人时说：“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2]后来他在1984年10月、1985年4月和1987年6月多次重申“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的观点，并把它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经验向来访的客人介绍。

(7)国际稳定。1987年3月邓小平曾说，实现现代化，“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国际上的和平环境，另一个是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2]国内稳定与国际稳定一向是密不可分的，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要想有一个安定的国内建设的局面，自然少不了和平的国际环境。1980年1月，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讲话中邓小平提出：“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3]当时主要着眼于从1980年到2000年实现“小康之家”，所以希望能获得二十年的和平。1982年8月，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他又说：“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希望至少有五十年到七十年的和平时间。”[3]这时，邓小平已经有三步走的战略构想，所以他认为，提出这样一个口号不是在讲空话，它完全是出自中国现代化三步走的战略的需要。后来在会见外宾的场合，他多次重申这一思想。正是基于这样的战略考虑，他提出了诸如“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以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一系列稳定国际局势的主张。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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