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党内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发展越来越严重，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已经面临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为此，毛泽东想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抵御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消除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等现象，防止国内资本主义复辟，并为人民群众参与国家事务的监督和管理寻找一条途径。
在那时，毛泽东用来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被林彪、江青、康生一伙野心家们别有用心地利用。他们并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毛泽东的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1965年冬，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的《海瑞罢官》。这一批判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从而成为了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它使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以及人民遭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第一节 “516”通知
“516通知”，是指在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因为这一《中共中央通知》是在5月16日通过的，所以叫“516”通知。
“516通知”是由毛泽东起草的，是针对彭真主持拟定的二月提纲发出的。彭真原为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他认为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掀起的政治批判不妥，就主持拟定《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准备把批判限制在学术范围内。二月提纲发出以后，各地学术批判空气上升。江青、张春桥等极为不满，找到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二月提纲”进行全面批判。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通知》(即“516”通知)。这个通知对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作了彻底否定和批判。并通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二月提纲》，撤销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成立直接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516通知”号召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清洗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特别是睡在我们身旁的“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这个《通知》集中反映了“左”的理论、方针、政策，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1966年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十六条”成为了“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针。
中共中央1966年先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两次会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第二节 红卫兵
红卫兵，所谓红卫兵是指“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群众造反派组织。红卫兵运动是在江青等人煽动、毛泽东支持下，成为遍及全国的打、砸、抢运动。通过红卫兵运动，将“文化大革命”引向全国，是毛泽东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措施。
1966年5月底，清华大学附中秘密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并先后写了以“造反有理、越乱越好”为主题的两篇文章，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于是红卫兵组织从中学到大学、从北京到各地，迅速发展起来。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群众，再次表示了对红卫兵运动的支持。林彪则在当天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决地支持你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并号召红卫兵“要大破一切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次大会后，红卫兵运动迅速走向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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